第三条是全民教育。这有几个层次，底层在普及义务教育制，保证每个公民从小享受免费的九年制教育。此事似难，实行以来，迅速逼近，给人们以信念。但是，从数量到质量，从不平衡到相对平衡，尤其是缩小城乡差别，还得付出持续努力。在此基础上，推行到12年即普及高中，包括职业技术教育，连同在职培训与对失业者、农民工和农民的培训，应当有所规划，切实贯彻。再进一步，对高等教育，虽然不可能普及化，但是逐步做到大众化，也该在预期之中。这就是中国式的全民教育，不同于当前的应试为主，而能真正转向提高全民素质，实现全民共享，为构建和谐社会打造一项基础工程。

　　处理好四方面的人际关系

　　和谐社会，除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外，更大范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和谐。在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后，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也可以说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多样化和深刻化。其中，必须处理好和能够处理好的主要在四方面：

　　首先是官与民即权力及其受体的关系。这包括党群关系，或称干群关系，一直是人际关系的重点，一直是很好或比较好的。但是“文革”后、改革以来，却显得变化多端，说不清楚。本来，人民政府为人民，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服务，不同于所谓统治或管理；简言之，人民是主人，官员是仆人，至少前者是纳税人，后者为前者所雇佣。现在再坚持这些说法，官员不以为荣，人民嗤之以鼻。官民矛盾，不仅来自腐败横行，还来自相当普遍的以权谋私，内有合法、不合法和“打擦边球”等等。至于强政府和弱政府、大政府和小政府，更是众说纷纭。政治体制改革从政府职能改革入手，以建立和健全民主、法治制度为归宿，才能真正理顺官民关系，达到和谐目标。 www.dxs56.com

　　其次是贫与富即强者与弱者的关系。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划分，除了权力资源的归属和有无外，更清晰的在财富资源的归属和有无、多少。在中产阶层还不占优势即大部分人还不够富裕或宽裕的今天，一部分人先富、大部分人未富，贫富差距仍在拉大。10或20的人占有60或80以上的收入、储蓄和资本、财产，80或90的人占有剩下的少部分，表现在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以及消费结构上，有的只求生存，有的恣意享受，几乎是两个世界。在这种两极分化状态下，反映在心理上，穷人容易“仇富”，认为自己的贫困是由于别人的巧取豪夺；富人容易“嫌贫”，认为自己靠本领致富，穷人是由于愚、拙和懒，给以种种歧视。特别是反映在社会上，从部分官员、知识者和媒体，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厌贫爱富，并以傍大款为荣；与此同时，部分穷人食衣无靠、铤而走险，或走上非法维权之路，都带来社会的不安定和不和谐。出路无它，要从舆论上扭转，克服嫌贫赞富如笑贫不笑娼的气氛；也要大力加强对穷人的救助，并开通和建立富人帮困的渠道，达到相互之间的理解。

　　再次是城与乡即市民与农民的关系。长期以来，“一国两策”，使固有的二元经济结构越来越刚性化，并以剥夺农民来搞过快的工业化，导致农民与市民（包括工人）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不平等，成为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对立和冲突，内含不和谐因素。近年来采取一些对策如改革户籍制度，允许和鼓励农民进城务工，使城乡有所沟通和交流，矛盾有所缓解。但是，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一方面有积极效应，另一方面也有负效应如扩容过大，增加大量失地农民。现在已有一些新的措施出台，特别是逐步解决农民工问题，有利于协调城乡关系。看来，农民工还将长期存在，农民转化为市民还有待时日，有待政策的进一步完善。

　　最后是劳和资即企业主与企业职工的关系。这是客观存在，在大量发展个体私有企业和国有、公有企业不断改制、转制进程中，显得越来越广泛化。不讲或不强调阶级关系，不能否定和掩盖或淡化这种关系。两者之间，无疑企业主（讳称资本家，流行称老板）是强者，而职工（或称打工者）处于弱者地位。均衡之道，不在突出工人阶级的领导，那种说法过时了；而该实行“劳资两利”即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那样，保证了两者的利益，提高了劳方积极性，从总体看对资方同样有利无害。其实，现行《企业法》、《劳动法》都已有规定，重要的是促其实现。

　　当前中国的社会人际关系不只是上述四方面，还有其他如老一代与新一代、发达地区与后发达地区，有差别就有矛盾，都必须处理好，达到各安其位，相互协调，以保证社会的和谐，把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大业推向前进！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