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亲贤臣远小人，才能广纳郭攸之、向宠等人的良言，才能“昭平民之理”，不让奸邪得势，造成内外异法，赏罚不明。

由近及远，思路开阔。表文为了说明亲贤远佞的利弊，以先汉的“兴隆”和“倾颓”的历史事实，作为前车之鉴，并以先帝叹息痛恨桓帝、灵帝昏庸误国为告诫，促使后主亲信贤臣，并以“汉室兴隆，可计日而待”为鼓励，由近及远，借古鉴今，成败并举，显得衢路交通，经纬成文。

臣诸葛亮上表进言：先帝开创大业未完成一半，竟中途去世。如今天下分成三国，我益州地区人力疲惫、民生凋敝，这真是处在万分危急、存亡难料的时刻。但是，宫廷里的侍奉守卫的臣子，不敢稍有懈怠；疆场上的忠诚有志的将士，舍身忘死的作战，这都是追念先帝的特殊恩遇，想报答给陛下的缘故。陛下确实应该广开言路听取群臣意见，发扬光大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振奋鼓舞志士们的勇气，绝不应随便看轻自己，说出无道理的话，从而堵塞了忠诚进谏的道路。宫里身边的近臣和丞相府统领的官吏，本都是一个整体，升赏惩罚，扬善除恶，不应标准不同。如有作坏事违犯法纪的，或尽忠心做善事的，应该一律交给主管部门加以惩办或奖赏，以显示陛下在治理方面公允明察，切不应私心偏袒，使宫廷内外施法不同。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董允等，这都是些品德良善诚实、情志意念忠贞纯正的人，因而先帝才选留下来辅佐陛下。我认为宫内的事情，事无论大小，都要征询他们的意见，然后再去施行。这样一定能够补正疏失，增益实效。将军向宠，性情德行平和公正，了解通晓军事，当年试用，先帝曾加以称赞，说他能干，因而经众人评议荐举任命为中部督。我认为军营里的事情，事情无论大小，都要征询他的意见，就一定能够使军伍团结和睦，德才高低的人各有合适的安排。亲近贤臣，远避小人，这是汉朝前期所以能够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远避贤臣，这是汉朝后期所以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的时候，每次跟我评论起这些事，对于桓帝、灵帝时代，没有不哀叹和憾恨的。侍中郭攸之、费，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这些都是忠贞、坦直，能以死报国的节义臣子，诚愿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则汉王室的兴盛，就时间不远了。

我本是个平民，在南阳郡务农亲耕，在乱世间只求保全性命，不希求诸侯知道我而获得显贵。先帝不介意我的卑贱，委屈地自我降低身份，接连三次到草庐来访看我，征询我对时局大事的意见，因此我深为感激，从而答应为先帝驱遣效力。后来正遇危亡关头，在战事失败的时候我接受了任命，在危机患难期间我受到委任，至今已有二十一年了。先帝深知我做事谨慎，所以临去世时把国家大事嘱托给我了。接受遗命以来，日夜担忧兴叹，只恐怕托付给我的大任不能完成，从而损害先帝的英明。所以我五月率兵南渡泸水，深入荒芜之境。如今南方已经平定，武库兵器充足，应当鼓励和统率全军，北伐平定中原地区，我希望竭尽自己低下的才能，消灭奸邪势力，复兴汉朝王室，迁归旧日国都。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并尽忠心于陛下的职责本分。至于掂量利弊得失，毫无保留地进献忠言，那就是郭攸之、费、董允的责任了。希望陛下责成我去讨伐奸贼并取得成效，如果不取得成效，那就惩治我失职的罪过，用来上告先帝的神灵。如果没有发扬圣德的言论，那就责备郭攸之、费、董允等人的怠慢，公布他们的罪责。陛下也应该自己思虑谋划，征询从善的道理，明察和接受正直的进言，远念先帝遗诏中的旨意，我就受恩、感激不尽了。如今正当离朝远征，流着泪写了这篇表文，激动得不知该说些什么话。

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北伐之际，上书劝诫后主刘禅云：“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后诸葛亮逝。后主以亮之遗命先后任用蒋琬、费祎为大将军，总理国事，以侍中董允尚书令。董允秉心公正，汉主甚严惮之。宦官黄皓，便僻佞慧，汉主爱之。董允上则正色规劝后主，下则时常责问黄皓。黄皓畏之，不敢为非。后蒋琬、费祎、董允相继而殁。后主遂宠信黄皓，沉溺于酒色，黄皓得以干预朝政，操弄权柄，姜维独木难支，深怀恐惧，不敢入都，避祸沓中屯田。司马昭趁机起兵伐之，终灭蜀国。史者评曰：“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坚则为昏暗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