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建立有效的监控体系。课程运作过程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对于课程运作机制的探究，不能仅仅满足于内在原理与方法的探寻，还需要建立一个监控体系进行调节和指导。首先，在确立课程目标的时候，我们要克服对长官意志和专家权威的迷信，尽可能地听取各方意见，对课程目标的合法性进行论证和修订；其次，在课程内容处理方面和课程程序处理方面，我们要运用多重标准，强化规范意识，以保证课程设计和课程实施的合理性，德国课程专家韦斯特法伦的课程合理性理论曾对这一问题有精辟的阐释，他认为课程合理性模式包括两大类，即内容性合理性的基本模式和程序处理方式的合理性模式。

　　内容性合理性的基本模式包括依据法律规范的合理性、依据规范思想的合理性、依据教育学方案的合理性、依据联系生活现实的合理性、依据规范的平衡的合理性。程序处理方式的合理性模式包括借助国家委托的合理性、借助有关人员的参与的合理性、借助科学性的引进的合理性、形式化的程序处理基本原理的合理性、借助课程的有效开发的合理性。韦斯特法伦的课程合理性理论尽管还有许多地方值得质疑和商榷，但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启示，如果缺少一种监控体系、缺少一种规范意识来引导和保障课程设计与课程实施，课程变革可能最终会走向失控，而不能达成预期的目标。

　　第五，构建合理的评价机制。在课程评价方面，我们要建立与课程变革相配套的评估机制，注重课程评诂技术运用的同时，强化评估的社会功能，使课程评价成为课程运作的一个反馈和调节枢纽，保证课程变革在复杂的形势面前，能够根据变化的世界不断调整和修正变革蓝图。

　　三、课程运作机制研究的意义

　　课程运作机制的研究，使我们把探究的目光从课程理论内在要素的建构转向外在相互作用的追寻，我们挣脱了“课”的困囿，大步迈向了“程”的视阈。用一种更加平实怛更加有效的方式寻求变革的契机。课程运作机制研究剥去了课程理论研究的“纯粹”和“乌托邦”成分之后，用政策、组织、机构等缺乏人性色彩的理性词汇，规约着课程变革按照一种科学化的程式渐进前行。具体来讲，课程运作机制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克服课程研究理想化与功利化的倾向。纵观历史，课程研究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即抽象的“纯”理论研究和具体的实践研究，按照我们学界的观点，这两种研究方法都是可取的，因为理论研究的功能既要建构“主义”，又要“解决问题”，从学理上看这似乎无可厚非，但是在真实的课程变革中，这两种研究方法恰恰都遭到诟病，前者被抱怨为过于理想，不切实际，后者被指责过于功利，缺乏理论品位，课程理论研究在一种尴尬的境遇中进退维艰。事实上，问题的症结不在于课程理论研究的定位存在偏差，而在于人们对课程理论研究的期望有些错位。课程研究作为一种应用研究，它必然要指导实践，但是我们不能希望它像医生开处方一样，针对实践存在的问题马上开出一副“灵丹妙药”，理论与实践的转化需要一个过程。 www.dxs56.com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实践对理论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面对课程研究的困境，一些研究者的心态有些失衡，或退避书斋，一厢情愿地“闭门造车”，而无视真实的实践情况；或一头扎进学校的具体事务中寻找策略与方法，却无法超越和提升。课程运作机制研究既肯定了理论与实践应该保持张力，又认可理论必然要转化为实践，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政策予以保障，所以能克服课程研究理想化与功利化的倾向，推进课程深度变革的进程。

　　第二，有效解决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任何一次课程变革都要涉及到课程权力的重新分配，政府、课程理论专家、教师甚至学生在课程变革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不仅体现了课程理念的价值取向，而且直接制约着课程变革的成败得失。传统上我们倾向于根据国家的行政体制，把不同国家的教育体制简单地二分为集权型和分权型两种方式。但实践已经证明，在课程变革的过程中，单纯的集权和分权都是行不通的。譬如，美国作为一个分权制国家，在其进行教育决策的时候，往往也动用国家力量进行宏观调控，但是，在我们国家的课程变革中，如何有效解决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却一直是理论探讨的难点。回顾几十年的变革历程，我们一直陷入一个怪圈，“一放就乱，一收就紧”，在“收、放”的钟摆中，我们谨慎地对待着课程分权。课程运作机制研究把课程决策、课程设计、课程实施以及课程评价作为一个动态运作的系统，它需要所有相关人员的积极参与才能够保证系统的有效运行，从而达成教育目标。因此，赋权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尤其是对教师课程权力的赋予问题已经成为当前课程改革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就我们目前的国情而言，分权的范围和力度要把握在一个适度的范围之内。课程运作机制充分考虑了这一因素，我们在课程决策、课程设计、课程实施以及课程评价等各个环节，都把政府的调控与指导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这样做的优势，既避免了集权式的计划—规范运行模式所导致的僵化与滞后，同时又促进政府的职能向指导—服务的模式转型，有机地实现了集权与分权的统一。

　　第三，实现了课程决策与课程研究的结合。“政策属于政治范畴，研究属于学术范畴；决策者多为政治家、行政官员，研究者多为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人员；政策制定者必定是现实主义的，而理论工作者却不能没有理想主义倾向。这种差别注定了决策者和研究者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政策与研究是背离的两个领域，似乎成了许多人不言而喻的共识，我们承认政策与研究应该保持一定的张力，但是二者决不是背离的关系。尤其具体到课程变革而言，课程决策要为课程研究提供合法的依据和合理的框架，反过来，课程研究要为课程决策提供科学和理性的支持。在课程运作机制的研究范畴中，课程研究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它不完全附属于课程政策，课程研究理论人员与政府行政代言人通过平等的对话，共同参与课程决策，共同制定课程发展纲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课程运作机制研究有效跨越了政策与理论研究的鸿沟，有效实现了课程决策与课程研究的结合。 www.dxs56.com

　　参考文献：

　　[1]Klaus Westphalen:Lehrpan-Richtlinien-Curriculum.Klett

　　Verlag.1985.S.37.转引自单丁。课程流派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580.584.

　　[2]袁振国。教育政策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xx.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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