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村男性结婚难的问题

　　在大障村调查时我们注意到，该村的未婚大龄男子比较多，于是我们请村里的会计为我们做了一个统计。会计根据手里的户口登记资料统计了全村25岁至60岁男性的情况，统计结果见下表∶

　　年龄段 男性人口数 未婚者数 百分比 备注

　　25—34 115 45 39

　　35---44 115 41 36 其中残废者三人

　　45---54 129 16 12 其中痴呆者一人

　　55---60 31 1 3

　　合计 390 103 26

　　因为当地男性的初婚年龄普遍在25岁以下，25岁以后已经开始步入结婚难的男子队伍了，因此我们的统计年龄从25岁开始。结果让我们非常吃惊∶该村竟然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男性面临结婚难的问题。据说当地也曾经有过去贵州、四川等地买媳妇的事，但很快受到了有关部门制止。贫困是造成结婚难问题的首要原因。该村前党支部书记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以前的人民公社时期，由于茶叶比较值钱，所以当地比外面种植粮食的地方富裕，该村的劳动力一个工分值一元钱，而外面只值3、4角。改革开放以后，茶叶价格相对贬值，而外面的其他地区挣钱的路子越来越多，大障村就变得相对贫困起来了。这个说法从未婚者主要集中于45岁以下年龄段现象可以得到一定的征实。结婚难的第二个原因我们推测可能因为地理环境比较闭塞。但是从上面的统计资料来看，1986年当地的简易乡村公路通车似乎并没有对结婚难问题产生足够的积极影响。 结婚难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是男性本身的素质问题。上面的统计资料显示痴呆和残废者比例并不高，因此生理素质应该不是主要原因，但前面提到的受教育程度较低显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我们与几位大龄单身汉交谈问及为什么不出去打工挣钱时，有位过路村民插嘴训斥他们太懒。老邵指出当地有些男子连普通话都不会说，出去打工有困难。实际上当地已经有不少男青年像周小姐的丈夫一样在打工中找到了自己的心上人。老邵的大儿子24岁，刚刚在上海完婚，女方是江西人。小儿子22岁，明年也准备在上海结婚，女方是安徽其他地方的人。但老邵的六弟40岁、七弟35岁，尽管也在外地打工，至今却仍然是单身。在幸福村调查时我们也发现不同程度地存在男性结婚难的问题。在该村一个叫做梅干村的自然聚落里我们碰上了许先生和他哥哥。许先生大约37岁，哥哥50岁左右，他们兄弟共四人，哥哥是老二，他排行老四，两人均尚未结婚，与83岁的老母共同生活。据许先生介绍，他们村(指梅干)总共54户，像他这样的单身汉有十多人。后来与幸福村前村长谈到男性结婚难的问题时，他说该村的这类情况并不是很多，主要集中在梅干村。 www.dxs56.com

　　四、当地政府的努力与不足

　　在绩溪县农委提交安徽省农委检查组的一份汇报贯彻执行中央一号文件和安徽省委8号文件精神的报告中谈到，他们主要开展了抓宣传发动、抓春耕备耕、抓重点突破，化解耕地撂荒难题和抓劳务经济等方面的工作，组织开展了“科技下乡”，将水稻优良新品种和农业适用技术送到到村送到户，为今年粮食生产开好头(2)。另据宣城市政府网站的报道，绩溪农业部门统计，今年上半年绩溪县农民现金收入达1344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22.9%，增长原因主要是种养收入增长、农产品价格持续稳定在高价位运行、劳务收入增加和惠民政策。惠民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发放粮补资金44万元，农业税率减少2.2个百分点。目前，良种补贴正在落实中，涉农收费秩序也正在进一步规范。(3)。在绩溪农村我们调查的所到之处，虽然也了解到政府作出的一些努力，但更多听到的是农民的抱怨。在大障村，村长告诉我们农业(特产)税几年前就不交了。我们还看到在村前的简易乡村公路旁有一块20XX年立的“人饮解困工程碑”，落款是绩溪县水务局和伏岭镇人民政府。据老邵介绍，该工程主要由村民集资，政府给予一些困难户一定的补助。除此之外，主要听到的是农民对于政府腐败、承包土地问题、教育问题和修路问题的一些抱怨。在幸福村，前村长告诉我们按照省里的规定，农业税率应该减少两个百分点，但当地实际上只是今年开始取消了农业附加，此外还发放了每亩10.2元粮补资金(上海是60-80元)，良种补贴还没有发放。但村民却否认得到了税费减免和粮食补贴，还说有关方面为了堵农民的口，给每人发放了一元钱。该村村民除了同样抱怨政府腐败、承包土地问题、教育问题和修路问题之外，还投诉有人将被雨水浸泡过的种子卖给农民，使农业生产蒙受了重大损失，政府有关部门却对农民的反映不理不睬。前村长也提出，本村的退耕还林款至今还没有兑现。我们在农民的抱怨中，感到大障村和幸福村共同存在两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但尚未引起有关政府的足够重视。 首先是修路的问题。“要想富，先修路”是一条在各地农村经常可以看到的标语，在西部的很多农村地区，已经把“村村通公路”作为一项重大的“富民工程”。对于相对比较偏僻和穷困的大障村和幸福村而言，修路的重要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却一直久拖未决。在大障村，早在1986年，村里就通过卖矿石，由浙江来开矿的老板修通了一条非常简陋的“土公路”。然而这条破败不堪的崎岖山路竟然维持了将近20年。直到最近为了开发障山大峡谷的旅游资源，有关方面才很快投资将通往旅游景区的这一段道路加宽并改造成水泥路面。由此可见，改善穷困地区基础建设条件与开发旅游资源在相关政府的决策思路中所占分量多么不同。在幸福村，村民们更是抱怨通往村里的公路竟然修了八年还是修不通。当地修路的国家补助似乎主要是采用以工代赈的形式，但是前村长说∶要获得以工代赈的项目必须靠请客送礼拉关系。尽管在绩溪县农委提交安徽省农委检查组的报告中也谈到，“乡村道路建设水平较低、小型水利设施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弱的现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山区经济发展。”但修路问题在这两个村子里拖了这么多年仍然得不到解决，显然不能仅仅用缺少经费的简单理由来搪塞吧。其次是教育问题。近年来，我国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方面确实已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部分基层农村的情况仍然不容乐观。在大障村，村里有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随着生源逐年减少，小学被迁了地方，中学被撤掉，致使有的小学生需要走十多华里去上学，中学生则只有到其他地方去住校。幸福村也同样存在撤校后学生上学难的问题。特别是中学阶段本来是义务教育，但一年仍然需要负担数百元学杂费(幸福村的家长反映原来要1000多元，现在减少后仍然需要800元)，再加上数千元住校生活费，对于人平年纯收入只有几百元和一千多元的农民来说，肯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并校、撤校显然是为了节约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但却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教育负担。从前面反映的打工择业难和结婚难等问题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教育落后正在给农村造成严重恶果。然而在穷困地区主要靠农民自身的力量来承受义务教育经费的重负，只能导致农村教育事业走向衰颓。 www.dxs5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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