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加强对检察官违法失职行为的惩戒。法、德两国都有严格的检察官惩戒制度。在德国，如果有针对检察官的投诉，司法部会转到州检察院调查处理。如果被投诉的是检察院的高级官员，则由司法部任命官员进行调查。另外，检察机构内部也设有纪律委员会，通过专门的纪律诉讼程序，对检察官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对违规行为进行惩罚，必要时召开有司法议员、检察机构和法院的代表参加的表决会罢免检察官。处罚过程往往是由检察长任命一个独立调查员进行调查，搜集证据，调查属实后报告检察长，作出处罚决定，告知人事部门，并报司法部确认批准，记录归档。处罚的类型大致有：写检查、罚款、减工资、调低岗位级别、调离现有岗位等。如果被处罚的人有异议，可以向法院起诉，由司法部任命一个法官来进行独立调查，经过行政法庭下设的纪律法庭审理作出最终判决。检察官发生的犯罪同样由刑事法庭审判，如被判刑一年以上就不能再做公务员。判刑一年以下的，由司法部门决定是否继续担任职务。在法国，对检察官的纪律处罚由司法部实施。根据1958年12月22日条例第45条规定，其司法官纪律处罚的种类包括：斥责并记入档案;调动工作岗位;撤销部分职能;降低级别;暂时解除职务一年，全部或部分取消待遇(由20XX年5月30日组织法增加);降职;如果司法官没有退休保险的话，通过退休或辞职结束职务;罢免，取消或不取消享受退休保险的权利。在上述列举的纪律追究之外，司法调查局长、检察院检察长以及行政管理中心主任，还可给予口头警告处分。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法国20XX年5月30日的法律又增加了纪律处罚的种类，其充分说明法国对违纪司法官的处理是相当严厉的，也是不断加强的。为了保证纪律处罚的透明性，法国对司法官的纪律处罚听证会一般公开举行，处理决定也公开宣告。其保持严厉的纪律制度对于保证司法官正确行使权力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www.dxs56.com

　　二、感想与启示

　　(一)法、德两国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以及司法保障制度值得我国检察制度改革予以借鉴。为了便于高效地行使检察权，法、德两国的检察机关均实行垂直领导，即下级检察机关除受上级和最高检察机关的领导外，不受地方权力机关和政府的领导。在司法经费保障方面，两国均采取中央集权的方式，由中央统一制定、拨付。我国检察机关实行的是双重领导制，即地方各级检察机关既要受上级和最高检察机关的领导，又要受同级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在司法经费上则完全依赖地方财政予以维持。从理论上讲，我国的这种体制既可维护法制的统一，又可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应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但从实际运作来看，这种“双头马车式”领导体制对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无阻碍，尤其在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因其人财物由地方人大和政府管理，并且权力机关还有权决定某些案件，这样，所谓“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必然会受干扰或影响，导致地方、部门保护主义和不良利益驱动。由此，建议参照我国工商、技术监督部门管理体制改革经验，在省级以下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制;同时，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司法保障制度，实行人员编制与经费相挂钩的模式，克服司法地方化的趋势，为司法公正的实现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刑事司法制度各有利弊，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改革应结合国情科学地取长补短。公正和效率是世界各国司法机关的共同追求，但在追求的内容和方式上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差别较大。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更注重对实体公正的追求，注重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以法国为例，对无罪判决，如果检察官认为有罪，可以提出上诉;而英国则是不允许的，因为这侵犯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对于轻罪和违警罪，法国采取书面证据为主，口头证据居次原则，法庭很少让证人出庭作证;而在英国，无论重罪、轻罪，证人都得出庭作证。在庭审方式上，法国和德国在开庭之前，法官一般都要对检察官提交的案件材料进行审查，如果法官、检察官对案件的意见不一致，法国可以将案件提交上诉法院进行协调处理;德国法官可以拒审，待检察官重新收集证据材料后，再送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庭进行审理。因此，法官通过案件的预审，缩短了办案时限，提高了办案效率，但这种阅卷制度所带来的一个巨大缺陷在于容易造成法官先入为主，过多地受卷宗内容的影响。而英美法系国家在正式开庭之前，法官如果审查材料则被认为是有违客观、公正和超脱的审判原则。因此，其往往以牺牲效率来追求程序上的公正。由上可见，我国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模式改革，既不能片面强调与英美法系的庭审方式接轨，也不能完全照搬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模式，应结合国情科学地借鉴吸收双方的优点和长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司法制度。

　　(三)我国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职权范围需进一步扩展。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在当今已成为世界通例。法国是最早以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职权的国家，当公法秩序受到损害时，检察官有权为维护公法秩序提起民事诉讼。实践中，检察官或作为主要当事人主动提起民事诉讼，或作为联合当事人积极参加各种民事诉讼。在德国，虽然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范围并不宽，但其确定了检察官作为公共利益代表人参加诉讼的制度。检察机关在确认婚姻无效、宣告失踪人死亡等案件的诉讼以及涉及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的重大民事案件中也享有广泛权力。比较而言，我国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职权范围要窄得多。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仅有权在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或裁定确有错误的情况下，提起抗诉。鉴于各国法律已普遍认可当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而无人起诉时，赋予检察机关起诉权的做法，因此，这也应当成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内容。(未完待续)

　　(四)法国的司法官考试制度对于我国司法考试制度具有借鉴和学习意义。法国司法官会考与我国司法考试相比，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司法官考试与律师考试分别进行，没有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司法官会考通过后被录取为司法进修生(即预备司法官)。而我国采取的是统一司法考试的形式，考试通过后，同时具有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工作的资格。二是法国司法官考试的录取名额事先确定，并且有严格的限制，一般不得突破。凡通过司法官考试录取为司法进修生的，基本全部可以进入司法官队伍，考生录取名额与分配名额一致。这种员额法定的制度，使得国家对司法官的管理井然有序，从根本上避免了人事管理的人为干扰，杜绝了进人的随意性。而我国的统一司法考试没有事先确定录取的名额，通过考试后只获得一种资格，虽具有担任司法官的可能性，实际上并不能保证成为司法官。我国的统一司法考试，把司法官考试与律师考试合并到一起进行，是改革的举措，应当肯定。然而，司法官职业与律师职业虽然都是法律职业，但性质完全不同。司法官职业是公职，有严格的计划性。律师则是自由职业者，完全由市场调节。对从事两种性质不同职业的人用同一种考试方法选拔，有欠妥当。同时，国家对职业司法官的要求更高一筹，通过统一司法考试的人均可以做律师，但不一定能够做司法官，因为遴选司法官必须根据国家计划。这就失去了组织统一司法考试的基础。因此，建议在适当的时机将司法官考试分离出来，单独进行，根据国家计划，需要多少录取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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