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社会学与意识形态性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消极后果是，人们由于厌恶那时的过度政治化和极端意识形态化，而导致较为普遍地对一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厌烦和远离。西方社会学的“价值中立”正好给了这种较为普遍的情绪以学理的支撑。这是“价值中立”1980年代在中国社会学界以及其他学界盛行的社会原因。

　　其结果是人们“有学理根据”地把社会学与政治、与意识形态分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形成了这样一种影响广泛的“惯性思维定势”：似乎一涉及政治、一涉及意识形态，就不再是社会学，不再是学术。所以，“这不过是政治”，“这不过是意识形态”，成为杀伤力很大的话语，用来否定不合自己口味的观点和理论，用来认同符合自己口味的东西，甚至用来判定谁是真正的社会学家，用来造成一种排他性的不正常学术氛围，名之为“社会认可”。这种惯性思维定势、这种充满贬义的话语，至今还影响着一些教师和青年学子。

　　但是，事实一再表明，主张价值中立的的人，价值性往往是非常强的，字里行间时时露出他自己坚决反对和深恶痛绝所谓种种价值，给我们提供了提倡价值中立的人价值并不中立、甚至很不中立的例子。

　　为什么这样？道理并不复杂。这是因为，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不可能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因此，结果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选择、奉行符合自己胃口的价值、政治、意识形态。这里选择是一种价值，不选择也是一种价值。声称没有价值似乎显得很“清高”，很有“良心”，实际上，清高就是一种价值，良心同样是一种价值。所以主张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的人，一定要在逻辑上、在实践上陷入悖论或自相矛盾。逻辑上的矛盾是主张摆脱一切价值，却选择某种价值，结论与前提矛盾；实践上的矛盾是主张价值中立，实际价值并不中立，言行矛盾。

　　吉登斯20**年底中国广州讲学之行，应该给那些认为社会学能够摆脱价值、摆脱政治、摆脱意识形态的人一些启发。据网上报道，吉登斯自称经历过学术上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只想语出惊人、在学界出头”，此后，他开始意识到写别人看不懂的书“不靠谱”，社会学家“不该只呆在大学这个象牙塔里埋头苦干”，更重要的是要走出象牙塔，用理论去启发大众。因此在过去的15年间，吉登斯开始介入政治，他建议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应该走到“广阔的天地”中去，将理论付诸实践中，否则，经不起实践考验的理论，也不可能有多大的说服力。“社会学家不仅需要理解世界，更需要改变世界。”难道能说由于吉登斯介入政治——在我看来应该说是深度地介入政治，他就不是、不再是社会学家了吗？ www.dxs56.com

　　在社会主义低潮的背景下，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其实际结果往往是摆脱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往往是西方价值、西方政治、西方意识形态的乘虚而入。所谓的“非价值化”、“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正是西方推行他们那一套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的遮眼布和挡箭牌，他们要“非”的是社会主义价值、政治、意识形态，让你的社会陷入根本目标的失范，价值观的失范，意识形态的失范，抽掉你社会的精神支柱，让你的社会成为一个没有脊梁骨的社会。他们这一套在前苏联、东欧得手过，但是在中国不那么容易。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十七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远意义。

　　中国社会学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自己的深层理念，继承先辈服务现实、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表明它不可能成为“价值中立”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要研究、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区的建设，要研究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表明它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政治。中国社会学要研究探索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社会制度和社区制度的方方面面，表明它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现在该是结束那种认为社会学能够摆脱价值、摆脱政治、摆脱意识形态的幼稚病的时候了，该是澄清那种贬低社会主义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的种种错误观点的时候了。

　　3、社会学与人文性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社会学尚未充分成熟，根本的一点在于过分重视科学性，而忽略人文性或没有扩展到人文性。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并真正达到人文性这一层次，是中国社会学成熟的必经之路。

　　这是费孝通先生在其“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中提出来的，是他逝世前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做的又一重大贡献。他在肯定“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科学”的大前提下指出：社会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由科学性决定的“工具性”，“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费老认为：“‘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但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蕴含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达到这一个层次，不达到这个层次，不是一个成熟的“学”。

　　这一理论的提出，可以看作是费老对世界社会学反思、重建的潮流所做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回应，它的意义丝毫不亚于他以前提出的“差序格局”论、小城镇理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论等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可以这样说，为了国强民富，孜孜不倦地探讨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是费老学术生生涯的追求，也是他学术生命的实质。费老达到的这一境界，毫无疑问应该看做是中国社会学日趋成熟的一种标志。费老的观点，在把社会学当作经验科学、以某种新面目出现的实证社会学实际上占主流地位的中国

　　社会学界，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一些人不了解，过去费老针对当时的情况强调科学性和实证风格，是有时代的理由的，而把费老误解为仅仅为是科学主义的，实证风格的。现在他又针对新的情况强调了社会学的人文性，更是有的放矢的。费老提出的观点正在迫使许多人重新进行思考。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费老的观点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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