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虽然当代农村确实出现了传统宗法关系和民俗活动，但从南村的调查中可以看出，这类活动基本上是由行政权力机构组织，或配合政治宣传，或为经济铺路，或作为农村文体活动，无论哪种类型，整个过程都是由经济作为动力和杠杆的，它们都不是传统意义的民俗活动。所谓民间社会、民间权威等也未见出现。

　　3、经济关系和利益原则已重新梳理和编织当代农村社会网络，民间社会和礼俗关系趋于消解，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日益简单，农村的真实面貌与一般设想的大相径庭。

　　农村权力系统的运作，已明显经济化。大到政策落实组织活动，小到民事调解，都是通过金钱手段来完成的;农村的一些民俗活动，也不再具有唤起认同意识、凝聚群体情感的功能，从组织者到参与者，都以经济效益为出发点;农村的居民关系包括邻里、亲友、家庭关系，都或多或少地与金钱有关。另外，由于村民个体经济能力的增强，在亲属范围内寻找或互助的愿望大大减弱，原先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人伦亲情已逐渐退居幕后。利益不但可以解释现行农村活动，更成为社会组织的真正内核。

　　一切以金钱为原则，不但使农村之间的地域性差异消失，也使农村与都市在许多方面接近。在现在的农村，我们已不大可能发现特别的社会形态和组织关系。至于奇风异俗等等，看来也只是艺术家们的臆造。至少在南村，除少数残存并趋消失的农村事务管理机构外，我们没有感到它和广州等城市有什么原则性区别。

　　现代社会应当是结构丰富、个体自由的社会，这是由经济增长作先导的，但当代农村的经济发展却导致农村结构的简化和农民生活的平面化。这一现象的根源，应当是30年政治权力一体化对农村社会的改造。它首先摧毁了传统的民间社会，然后在改革后又因权力的运作为经济腐化严重侵蚀，导致农村生活的管理也成为纯粹的经济行为，所以农村社会就变得简而又简了。展望未来，只有在农村经济呈现有机发展并走向正常轨道，个体企业、私营经济等逐渐形成利益集团和共同体后，才能再向现代经济条件下的民间社会进步，再创丰富多彩的中国农村社会。

　　4、现代化、都市化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过程。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当代中国农村的都市化并非社会经济有机增长后的自然要求。目前农村的行政权力系统既不可少又有很大弊病和负作用，需要不断调整和改革。

　　南村都市化的起点是92年6月广东省政府的一纸公文，荒僻贫穷的农村一夜之间就朝繁荣富庶的都市迈进。前景辉煌，但道路曲折。都市化不只是行政区划的改变，不只是一幢幢现代建筑，它更多是经济方式和社会组织演进的必然结果。目前农村的经济活动方式主要是个体和集体企业，多数是三来一补、来料加工、转手贸易等等。现代化的生产规模和金融体系还未普遍出现，还处在一般城镇水平，而负有领导这一进程的权力机构，又是形成于公社化时期的行政组织系统。保证转型期社会秩序的稳定，完成初步的资本积累等等，都不能不依靠此一权力系统。不过，现行组织系统之所以承担这些使命，只是因为它是目前农村唯一的、没有受挑战的权力控制者，而不是因为其已获得现代洗礼，合理地拥有发展现代经济、组织现代农村生活的能力和权力。事实上，政治一体化时代结束之后，据此而形成的权力系统并不符合推进社会转换的需要。不少官员借发展经济之名的贪污腐败，实际上其已使现行权力系统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受到动摇。然而，由于农村的现代转换本来就缺少充分的社会、经济准备，目前也还没有可以全面取代现行权力系统的组织和集团。唯一的希望是，在付出若干代价后，农村能够补上现代化的准备这一课，增强自组织、自管理能力，在渐进的更换中，重建农村权力控制系统。

　　5、霍英东基金会开发的南沙东部海滨新城是南沙开发区的希望所在，它将提供农村现代化所必需的资本积累、技术培训、心理准备和社会适应的机会。

　　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形成，最重要的条件是霍英东基金会在南沙东部注入巨额资金全面开发。按基金会构想，要在20年时间内把南沙东部建设成现代国际化的海滨新城。类似于南村这种并不在海滨新城内的地方也将从此找到都市化的捷径。第一，基金会提供了南沙从无到有建设都市的基本资金，避免大部分农村存在的有心发展、无钱投入的问题，南村都市化将从根本上得到了保证。第二，基金会正陆续建成的诸多企业为周边地区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改变了土地征收后居民多数待业的现状。据此，居民亦可学习适应都市生活方式，积累部分资本作为以后发展中小个体企业的基础。第三，基金会在南沙东部拥有极大的控制权，可以不受现行社会组织和权力系统的掣肘。按照都市的一般规范和普通标准组织社会生活，缩短由农村走向都市的进程，避免各种失序和混乱。所以，南沙新城的建设对中国广大农村的都市化发展来说，都具有指导意义。

　　九、后记

　　本专题的调查是在霍英东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和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博传先生、中大哲学系袁伟时教授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何博传先生认为，南沙的开发与建设，在世界及中国其它地区的都市化发展史上，具有极其独特的意义。因为南沙的开发是在巨大的资金及严密的规划之下从荒僻农村直接转向现代都市的，这样便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及时、系统地记录、观察都市化现象的极好机会和对象。何博传先生不仅为我们确定了调查区域，还对我们的调查提纲提出一系列修正意见。

　　我们还要感谢为我们提供过大量极具研究价值的口述资料的南沙侨办主任余志华、板头管理区治保主任黎岳均、板头村第一任农协主席黎通及协助我们在东瓜宇管理区开展调查的鲁辉小姐。

　　此次调查的结果有力地修正了我们对中国农村的一系列印象(因为我们都出身于农村)和臆想，我们在震惊之余不免怀有遗憾，那就是丰富多样、具有浓厚传统人文色彩的农村生活已无从发现与体验，现代社会所塑造的单一化的生活方式已降临农村。

　　我们坚信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广大农村的社会进步，这也是促使我们对农村问题的研究注入极大热情与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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