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瑞典的刑事诉讼活动中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机制(沉默权制度、律师值班制度)和抗辩机制(绝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可以获得律师帮助、律师在侦查阶段完毕后可得到全部的证据)比较完善，因此警察在讯问时刑讯逼供现象极少出现，而辩护人可以履行辨别警察所取证据的真实性和侦查活动合法性的抗辩职能，因此检察官和警察的工作原则就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尽力取得控罪证据。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机制中因着某些配套制度不完善而强调检察官“加强侦查监督”的观念于瑞典的检察官来说并不适用，换言之，瑞典刑事诉讼的内部机制设置本身已经可以起到制约滥用警察权力的行为，因此检察官不需要过度睁着 “二郎神”的天眼。当然，检察官对警官指挥侦查时必然对警察的侦查活动产生领导和监督作用，但主要体现为促使警察的侦查活动更加有效，而非着力于监督警察的其他违法行为。

　　4.检察机关与警察机关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权益方面非常重视与社会其他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主要体现为律师帮助权。在瑞典，绝大部分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都可以获得律师帮助。在被警察扣留之后，犯罪嫌疑人就可以申请聘请律师。在初期的讯问过程中，警察会与值班律师联系，让其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之后，如果犯罪嫌疑人无钱聘请律师，那么可以为其指定律师。因此律师值班制度的建立使警察在讯问时无法采取刑讯逼供等违法手段。这样，警察违法获取口供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此外，在侦查结束时，辩护律师可以从警察手中获得案件的全部证据，他们在掌握了全部的证据之后就可以进入积极的辩护准备阶段。因此抗辩机制的完善也使警察所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要受到辩护方严密的质疑。由此可见，瑞典警察的侦查权力主要由律师值班制度和强有力的抗辩机制来加以制约和监督。

　　在被害人保护方面，瑞典建立了专门的被害人补偿和支持机构。如果一名被害人在犯罪中受到身体侵害，而罪犯不能够赔偿，同时被害人的伤害没有保险，那么被害人可以从该机构得到一定的补偿。此外，瑞典还有许多支持被害人的其他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比如被害人基金会、社会福利局、法律援助部门等机构为被害人提供法律、心理、物质方面的支持。被害人补偿和支持机构也非常注重对警察和检察官在如何正确接待被害人方面的培训，通过多年的培训和教育，检察官和警察群体都开始意识到作为国家应该为全体公民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如果有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那么这是全社会的事情而不是被害人一个人的不幸，因此警察和检察官在代表国家惩罚犯罪的过程中同样要承担安抚、支持受害者的工作，使他们的心灵和物质获得应有的安慰或者补偿、生活更快地步入正常。因着这些社会机构的共同帮助，警察、检察官也不再是维护社会安全和保护社会公民的孤军奋战者，全社会形成了互相支持的理念和支持网络，因此瑞典的被害人的权益保护状况较好。

　　在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对于一些案件是否要起诉和如何挽救未成年人，检察机关会与社会福利局积极地联系，就具体案件的处理听取社会福利局的建议。社会福利局对于如何帮助、教育该名未成年人有具体的实施方案，如果检察机关同意社会福利局的具体方案，那么就可能对该人做出不起诉决定。由此可见，社会福利局等机构与检察机关联系密切，在对未成年人的帮助、教育方面互相配合、密切合作。

　　上述四个方面是检察官代表团在经过考察后的体会。总的来说，我们发现瑞典的政府、司法机关及社会机构正在逐步向全社会推进科学、理性的工作理念，同时各行各业对于这些理念也抱着开放和学习的态度，因此瑞典社会的各项秩序和公民对社会的满意度都较好。

　　在考察瑞典的社会制度、刑事司法制度的过程中，检察官代表团的各位成员积极地对瑞典同行进行提问，并自行组织讨论，比较两国检察制度的异同。这次考察也使检察官们受到了他国先进理念的影响，并启发了团员们对于一些具体问题深入研究的兴趣，这些都是这次瑞典考察活动最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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